第11节一颗火热的心（二）
也许是远离市区，也许是我们离这场风暴的主战场首都北京尚远，即使这场运动的矛头毫无疑义，指向各地的当权派，象成都工学院和四川大学都将各自的校系领导带上高帽游街司空见惯的情况下，在成都东郊的狮子山的四川师范学院，仍然是风平浪静，波澜不兴。
8月18日，毛泽东，我们伟大的领袖，再一次在首都北京接见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告诫红卫兵小将宋彬彬说：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吗！
领袖的一句话，犹如圣旨，让早已不知道下一步如何走的我们得到些许启示。于是，我们四川师范学院物理系66级1班在校同学，就以毛主席的这句话“要武”命名，成立了战斗队。
你莫说，这“要武”两个字，硬是一张无形的招牌，凡是外地来的，特别首都北京来的煽风点火的外来大学生们，要找的，或者是结交的，第一就看你的招牌“要武”。
然后，就是一见如故的交谈。尽管，他们在原学校也许是死保当地领导的保守派。记忆深刻的是清华大学精九的“全球赤”，还有就是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66级的同道。
“要武”战斗队成立后，做的第一件在川师石破惊天的大事，就是把早已在成都工学院，四川大学盛行的给领导、老师，带高帽的作法，引进了川师。
给系领导、老师带高帽，其出发点是打破川师，运动处于死水一潭的沉闷空气，至于为什么要让某些人用带高帽来加冕，连我们自己也不很清楚。一句话，毛泽东主席赞许的湖南农*动不是就如此做的吗？
跨出这一步，又简单，又不简单。简单，是年青气盛，可以不计后果做了再说；不简单，是平白无故你拉一人来带上高帽，总得有点理由。
在“要武”战斗队作出决策的会上，定了一个大致原则，一要有当权派代表，二要有老师代表。反复商量，当时系领导就两个，一是总支书记李佐基，二是总支副书记杨泽惠。前者少年时就参加新四军，你硬是找不出半点红疤黑迹拿他开刀？最后就落到杨泽惠的身上，至少过去能读大学的，出身肯定有问题！
至于系主任田时雨吗？一直称病未管事，好象理由也不足。
教过我们课的老师，出身好的除外，就只有汤斌与张茂伯，遵循上述原则确定了汤斌老师（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平常的傲气）。
剩下来的就是年级主任张荣才。
尽管没有任何理由，或者说理由不充分，为了革命的需要，也只得如此了。
一夜的思考，大家总觉得不妥当。正当整个行动密锣紧鼓进行的时候，一些同学开始出面阻止，提出了缓冲的办法。比如：何玉林同学就说，能否不带高帽，让他们扛锄头、扫把。参与阻止的好象还有徐廉三等其它同学。
但箭已发出，要收回已经不可能了。
当这三位不知详情，按造反派的要求，如约来到学生宿舍二幢三楼的的老师出现在同学们面前的时候，毫无经验和准备的造反派，一时手忙脚乱，不知所措。
总得有人说话吧！这时，作为战斗队副队长的我站了出来，简短的几句话，就是宣布革命造反派的命令，给你们几位牛鬼蛇神，实行专政，带上高帽。
当时采取了点折衷，就是张荣才老师不带高帽，而是将高帽拿在手中，意思、意思。
于是一群学生，将三位老师带上高帽后押了出去。
“要武”战斗队的第一把火，点燃了川师，不讲文斗的烈烟。不到一个小时，政教系的又抓了系总支书记冯彬彬，带高帽游街。┄┄
但这股风在川师，也只盛行了一会。因为后来的运动转向校外，转向省委。才使川师的校系领导、老师少受了不少磨难。（2005.2.17P2:20）
附注：当时，如何对待传训的领导和老师，只有一个原则，但谁人承头，谁人接招都没有最后定板，即使清晨，何玉林等还在楼道游说，极力劝阻这个计划的实施。
正在这个时候，被传训的杨泽惠、汤斌、张荣才，已经来到三楼楼梯口，容不得半点迟疑。记得连他们报道的桌子都尚未安置好。
